“你知道吗？你紧张的时候，手掌会往左边倾斜，手指会动得快些，好像以为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你的口音很漂亮，说不清是哪里的口音。你不该改进自己的英语。我就是要别人以为，看哪，那女孩可以是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来的。”他想，朱莉娅·罗伯茨和乌玛·瑟曼的美国口音太重了，矫正起来也许要花好几个月。

约翰娜·特尔·斯蒂格看着他，踌躇地微笑了一会，最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她想，他到底要怎样的角色？一个初入人世的少女，还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少妇？

他看到她的脖颈向上抬了抬，像是在自我放松，又是一种拒人千里的表情。我应该把这个告诉她吗？还是顺其自然吧，无意识的小动作看起来更加天衣无缝。

斯坦利・库布里克坐在她对面，光秃的头顶周围一圈乱蓬蓬极少梳理的头发，花白的胡子。他穿着标志性的藏青色羊绒衫，架一副圆框的眼睛，直视着她。约翰娜想，天啊，他看人的时候像是直要把你看穿。

他说：“好吧，约翰娜。你来告诉我一个童年的故事，一件七八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右手拿着摄像机，开着。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摄像机。

于是她开始讲述，渐渐放松下来。他说：“你现在把同样一个故事再讲一遍。”她想，哦，这次他在考验我的演技了。于是她又讲了一遍，想象自己是电影里的那个犹太女子，汤雅，保护着姐姐的小儿子逃离纳粹集中营的年轻女孩。

他说谢谢你。他要求她再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他要求她站在墙边，双手撑在墙上。他要求她左手抚着楼梯的栏杆走上去。他要求她双手放在耳边，做出惊恐而神秘的投降姿势。他要求她站在窗前，侧面对着他。那天，伦敦的天气真好。阳光从高大的窗户射进来，玻璃窗上的横竖金属杆在她脸上形成阴影。他要求她读几句台词。她想，一个二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会用怎样的语气去告诉侄子一件生死交关的大事呢？于是她用冷冰冰的像在讲鬼故事的语气说道：

“明天你要万分小心，不要在人堆里和我分开。但是，如果坏了事我被抓走了，你赶快在周围找寻一张看起来最和善的脸。你上前握住那个人的手，说你是一个孤儿，然后祈祷奇迹发生。”

他们一起在电视屏幕上看刚才拍的那些镜头。看她的正面，她的侧脸，她的背部。她的高跟鞋踏在走廊上的声音，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的质感，她的冷冰冰的就事论事的嗓音。他说：“你的嘴唇不该紧闭着，最好一直稍稍张开。”她问为什么。他笑道：“因为那样更加性感。”他想，朱莉娅・罗伯茨的嘴唇更美，更立体。可是，集中营里的女人不该有那么轮廓鲜明的嘴唇。

她又被要求讲许多私人的故事。她被要求背对着镜头坐在窗前，伦敦落日的余辉照在她肩膀。她被要求在二楼的露台上神经质地往下看，天花板的吊灯像是午夜的幽灵一样和她的脑袋出现在一个水平面上。她被要求在洗手间的化妆镜前摆弄身材，抚摸胸前的纽扣。他说：“你告诉我一个父母的故事。”

她看了看钟，已经晚上十一点了。她已经试了十个小时的镜头，精疲力竭。她盯着他圆框的眼睛：“斯丹利，我已经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了。该轮到你了，换你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

她的嘴唇微微张着，她的脖颈抬得高高的。他想，这是她自信时候的表情，而即使她自信起来，看起来也很紧张。他笑着说，“好吧，让我们开一杯香槟酒，因为这个女主角是你的了。”

他的助手拿来香槟，冲她微笑。约翰娜·特尔·斯蒂格，她心情好极了。上次库布里克的电影里有女主角是什么时候？是十三年前，1980年的《闪灵》！不过，那也不算是个绝对主角。再上次呢，1962年的《洛丽塔》！她就要成为库布里克下一部电影的女主角了。约翰娜·特尔·斯蒂格，三十二岁，这是个对于女演员来说，再也不能做卖笑的陪衬非转型为演技派不可的年龄。她的运气真好，被斯坦利・库布里克挑中。

他们喝香槟，库布里克极少说话，看起来神色平静。纳粹时期占领区的香槟是否也是这么在软木塞上缠着几圈铁丝防止漏气呢，他要记着查一查。他说该回去了，明天开始要想想服装和道具。他向助手吩咐了几句，道了晚安，只身穿过海德公园。这是1993年五月的凌晨。海德公园西北口的年轻值班警察高声向他致敬：“库布里克先生，您好啊！是回家去吗？”

他回答说您也好吗。他在警察的哨所停驻了片刻，哨所后侧的路灯上，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正在安装闭路电视：一只长得和电影摄像机一模一样的电子设备。值班警察略带兴奋地说（恐怕夜班的警察总希望和那些屈指可数的行人聊上一两句）：“这是闭路电视，整个伦敦都在装这玩意。这样一来，爱尔兰共和军那帮混蛋就不敢在伦敦随便制造爆炸啦。”

整个伦敦，一个庞大的想象中的王国。电视新闻里一遍遍重播“全国通缉四月伦敦恐怖爆炸主谋。”每条进出城市的主干道都在装黄黑相间的减速带，装供值班警察休息的岗所。路灯上乒乒乓乓装上电影摄像机似的闭路电视，窥探着那些过往的不设防的行人。整个伦敦，几千只摄像机，几亿分钟记载着历史的珍贵资料。库布里克不禁想，如果二战那会儿整个东欧都装着这种偷窥的玩意，偷窥镜头的背后是个怎样的世界？

一大群人排着队挤上离开华沙的火车，小婴儿被架在大人的脖子上从窗口里塞进去，有许多人甚至在笑，像是要出去郊游，而穿着制服的士兵用枪指着排队的平民。士兵们在肮脏的街道上对着十岁出头的小孩拳打脚。穿军服的波兰士兵把自己的枪塞给刚能走路的孩子。孩子被塞在垃圾车里运走。孩子把手举在耳后，做出投降的姿势，像是淘气的鬼脸。孩子给守岗的士兵看贫民证，而后走进阴湿的华沙贫民区。

冬天，女人拉着孩子的手在积雪的树林里合影。夏天，仍然有富裕人家的少男少女开车到郊区晒日光浴。女孩子的鬓角梳成一个很细致而做作的弯月形——即使是战争年代，也有这些抵挡不住的享受。

蟑螂从梳妆台下面成群结队爬出来，白色的窗帘下满地板是血迹。打字机的键盘上反射出光线的角度。

穿游泳裤的德国士兵排着横队齐步走向海滩。

多年前，他为了拍《2001太空漫游》而向二十几家制造公司咨询2001年技术水平可能制造得出的太空产品，他一遍一遍调整钢丝的长度，使得宇航员失重时的姿势和真实的外太空情况完全相同。多年前，他为了拍《拿破仑》而收集了一万八千份相关资料，制作了一个拿破仑从生到死有迹可循的每一天的地图目录，他对制作人说：“这部电影一定要在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地方拍摄。”

现在，为了拍一部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片子，他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研究。他天天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看了五千多张史料照片。他计算纳粹集中营大门的长度和宽度。他计算华沙居民区两楼之间楼梯的格数。他读了几百部关于二战的小说。两年前，他终于读到了一个理想的故事，路易·伯格利的小说《战争谎言》，讲一个犹太男孩和年轻的阿姨装成天主教徒逃离大屠杀的短篇故事。现在，他有了童星约瑟夫·梅泽罗演小男孩，有了约翰娜演男孩的阿姨。他什么都有了，该到了放手大干的时候。

可是，一部影片，无论是一小时还是四小时，真的能表现得了大屠杀吗？六百万人死了，几十分钟的胶片真的就能放进六百万人的死亡？

库布里克的妻子为他开门。他告诉她《雅利安文件》的女主角选好了，她拥抱他祝贺他，看起来很高兴。后来，还说了什么？他去厨房泡茶，他说：“克里斯蒂，我们也许要到捷克去拍这片子。”有那么五秒钟，她一句话都没说。他背对着她，不敢回头，疑心她是不是吃惊得流泪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的英国隐士。三十年，没有离开过英国半步，所有的好莱坞影星都到英国试镜拍戏。这回，为了拍大屠杀，他得破个戒。

约翰娜·特尔·斯蒂格，她穿着白色花纹的黑色裙子，站在墙边双手撑在墙上。她带着手套，穿着正式的套装，左手抚着楼梯的栏杆走上去。她戴着镶百花的礼帽，双手放在耳边，做出惊恐而神秘的投降姿势，而照相机闪光的瞬间，她竟然翘起嘴唇微笑了。她穿着红色的人造纤维上衣，站在窗前，看着伦敦的砖墙。

有一天，化妆师拿来正式定妆的衣服，一件绿色的长袖裙子，一件红色的晚礼服，一件黑色的便装纱裙，一件有着毛绒领口的青色外套。看到角色穿的衣服，那角色在心中活了，穿着这些戏服走来走去，慢慢开口讲话：

“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爱上了我。他的名字，瑞纳德，麦优·瑞纳德·弗朗斯。他管我们这区。他不是纳粹，他甚至不再当兵了，虽然他曾经是。”

“别再害怕了。我听说了刚才的事，我办公室里的德国人劝我快回家看看你。我拿到了特别文件，证明你是一个工人的唯一家属，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工人。”

“你必须要非常安静，直接回家。不要理东西，就拿走外婆的珠宝，你的大衣，我的大衣。我们八点在大门口见。”

整整八个月，她都在背这些台词。她没有接其他片约，因为她知道日后的事业全靠这部片子的表现。她看见库布里克更加一丝不苟地测量门的尺寸、桌椅的尺寸。后来她听说片子要在捷克的布尔诺拍，因为那地方看起来像二战时候的华沙。到1993年十一月，几部卡车运着大件道具和设备先期到布尔诺搭摄影棚。她对拍摄越来越期待，整个剧本早已烂熟于心。

1993年十二月，《辛德勒的名单》在美国公映，1994年二月，全球公映。短短两个月，三亿美元票房。在德国，电影票销售量六百万张。

斯坦利・库布里克打电话给多年的至交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史蒂芬，祝贺你。”

电话那头正在忙于庆功宴的史蒂芬略带惭愧地说：“你真的觉得这片子好吗？我本来都不相信能把大屠杀拍进一部电影，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切身经历。我本想把稿子给波兰斯基拍，可他拒绝了。”

真的好吗？如何评价一部讲述种族灭绝的电影的好坏呢？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放在一群沉默的黑白中，真的合适吗？大提琴的悠扬音乐，真的能表达那种深入肺腑的悲哀吗？也许，对于大屠杀不会有一部“成功”的电影。可是《辛德勒的名单》至少让人耳目一新——大屠杀是关于六百万人的死，《辛德勒的名单》是关于六百人的生。

华纳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给库布里克：“老伙计，你还好吗？你看，既然几百万人刚刚为《辛德勒的名单》哭了，他们就不太想看第二部大屠杀电影了。我们不如先把《雅利安文件》搁一搁，你不是还有《人工智能》吗？我们马上好好筹划一下《人工智能》。”

斯坦利・库布里克，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大导演，一个脾气古怪的隐士，一个被历史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疯子。那是1994年的早春，他打电话告诉为《雅利安文件》背了一年台词的约翰娜·特尔·斯蒂格，拍摄取消了。

约翰娜用毯子闷着头，在床上躺了两天，一会流泪，一会发笑，她想什么都完了。

明天你要万分小心你必须要非常安静你上前握住那个人的手他爱上了我我拿到了特别文件说我是一个孤儿我祈祷奇迹发生直接回家不要在人堆里和我分开

1994年后，十五年过去了，2009年，约翰娜四十八岁。约翰娜·特尔·斯蒂格，她始终穿着白色吊带睡衣。她站在墙边双手撑在墙上，她左手抚着楼梯的栏杆走上去，她站在窗前，她双手放在耳边，做出惊恐而神秘的投降姿势。她的正面缓缓转过来，闪光灯一闪，能清楚地看到脸上纵横的皱纹，能看到脸上的粉底没有涂匀，能看到头发没有定型。

当时试镜《雅利安文件》的三个女演员，朱莉娅·罗伯茨、乌玛·瑟曼、和约翰娜·特尔·斯蒂格。《雅利安文件》之后，约翰娜运气最差。她没遇到史蒂芬·索德伯格去拍《永不妥协》， 也没有遇到昆汀·塔伦提诺去拍《低俗小说》。约翰娜只是接了许多欧洲的小制作电影，当个半红不紫的三流明星。朱莉娅·罗伯茨和乌玛·瑟曼还在百般摆弄化妆品重现自己年轻时的娇艳，而约翰娜站在那里，左手握着右手，人的目光却不能从她衰老的身体上移开。因为人们看着她，不是看着四十八岁的她，而是看着十五年前，满怀期待却没有绽放的美丽。这是何等的美貌，惊为天人的镇定力！有人年轻时很美，吹弹可破的皮肤，细弱无骨的身材。而有人，非要到年老体衰才显出美貌。她的皮肤上是刺眼的沟壑和斑点，她的小腿能看到清晰的骨骼和经脉。如果去对比当年斯丹利·库布里克为她拍的定妆照，看那张年轻蓬勃的脸如何衰败成如今这副模样。所有人都要惊呼：太残酷了！太不公平了！

可是，真美丽。完美不过是一系列残酷和不公的衍生品。

人到中年的费里尼去拍《马斯托纳的旅行》，拍来拍去拍不出来，结果把布景换了个方向，把镜头剪来剪去，竟然搞出另外一部电影《八部半》，讲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导演的故事。有些评论家说，《八部半》是费里尼最好的片子；有些评论家说，《八部半》是世界电影史上最好的黑白片；有些评论家说，史上最好的电影不管黑白彩色有声没声就是《八部半》。

而斯坦利·库布里克，一个苛刻的完美主义者，斤斤计较门框和桌椅的尺寸。拍历史，他要把拿破仑每一天的行踪都记下来。拍科幻，他询问二十几制造公司研究技术指标。他拍《2001太空漫游》，不但要震惊1968年的观众，还想要把后来万世万代的观众都生生震住。一部经过十八年策划，角色道具场景全部敲定的电影，到拍摄的前几天突然发现撞车拍不了了，即使这样，库布里克也不会退而求其次去拍个什么《十四部半》。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拍不了，牺牲了一个女演员的大好前途，牺牲了一部好剧本，牺牲了十几年的光阴岁月，太可惜了，不过也只能如此。

最难的事，是意识到自己的极限。年少时，读惯了游侠骑士，好像整个天下一把剑一壶酒就能得下。后来意识到，天高地广，可是天地间有块看不见的透明玻璃。玻璃之上的月亮，只能看不能摸。有人不服气，非要去摘那月亮。运气不好的，磕破了头满身是血，倒在烂泥里。运气好点的，花了几十年，拍一部《2001太空漫游》，拍一部《奇爱博士》，拍一部《发条橙子》，只得了一次奥斯卡，是一个小到不好意思提起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奖。好在后来还有更傻的傻子，把他筹拍电影用的几万份文件几万份照片收藏起来，在伦敦艺术大学建了一个斯坦利·库布里克档案库。学电影的傻孩子去伦敦，一定会去这档案库，醒着做一个梦。

注：本文根据对约翰娜·特尔·斯蒂格的艺术化采访《Unfolding the Aryan Papers》改写。这部十七分钟的短片在2009伦敦电影节上展播。《雅利安文件》传言将由华裔导演李安接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