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too human

“你知道吗？你紧张的时候，手掌会往左边倾斜，手指会动得快些，好像以为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你的口音很漂亮，说不清是哪里的口音。你不该改进自己的英语。我就是要别人以为，看哪，那女孩可以是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来的。”他想，朱莉娅·罗伯茨和乌玛·瑟曼的美国口音太重了，矫正起来也许要花好几个月。

约翰娜·特尔·斯蒂格看着他，踌躇地微笑了一会，最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她想，他到底要怎样的角色？一个初入人世的少女，还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少妇？

他看到她的脖颈向上抬了抬，像是在自我放松，又是一种拒人千里的表情。我应该把这个告诉她吗？还是顺其自然吧，无意识的小动作看起来更加天衣无缝。

斯坦利・库布里克坐在她对面，光秃的头顶周围一圈乱蓬蓬极少梳理的头发，花白的胡子。他穿着标志性的藏青色羊绒衫，架一副圆框的眼睛，直视着她。约翰娜想，天啊，他看人的时候像是直要把你看穿。

他说：“好吧，约翰娜。你来告诉我一个童年的故事，一件七八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右手拿着摄像机，开着。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摄像机。

于是她开始讲述，渐渐放松下来。他说：“你现在把同样一个故事再讲一遍。”她想，哦，这次他在考验我的演技了。于是她又讲了一遍，想象自己是电影里的那个犹太女子，汤雅，保护着姐姐的小儿子逃离纳粹集中营的年轻女孩。

他说谢谢你。他要求她再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他要求她站在墙边，双手撑在墙上。他要求她左手抚着楼梯的栏杆走上去。他要求她双手放在耳边，做出惊恐而神秘的投降姿势。他要求她站在窗前，侧面对着他。那天，伦敦的天气真好。阳光从高大的窗户射进来，玻璃窗上的横竖金属杆在她脸上形成阴影。他要求她读几句台词。她想，一个二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会用怎样的语气去告诉侄子一件生死交关的大事呢？于是她用冷冰冰的像在讲鬼故事的语气说道：

“明天你要万分小心，不要在人堆里和我分开。但是，如果坏了事我被抓走了，你赶快在周围找寻一张看起来最和善的脸。你上前握住那个人的手，说你是一个孤儿，然后祈祷奇迹发生。”

他们一起在电视屏幕上看刚才拍的那些镜头。看她的正面，她的侧脸，她的背部。她的高跟鞋踏在走廊上的声音，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的质感，她的冷冰冰的就事论事的嗓音。他说：“你的嘴唇不该紧闭着，最好一直稍稍张开。”她问为什么。他笑道：“因为那样更加性感。”他想，朱莉娅・罗伯茨的嘴唇更美，更立体。可是，集中营里的女人不该有那么轮廓鲜明的嘴唇。

她又被要求讲许多私人的故事。她被要求背对着镜头坐在窗前，伦敦落日的余辉照在她肩膀。她被要求在二楼的露台上神经质地往下看，天花板的吊灯像是午夜的幽灵一样和她的脑袋出现在一个水平面上。她被要求在洗手间的化妆镜前摆弄身材，抚摸胸前的纽扣。他说：“你告诉我一个父母的故事。”

她看了看钟，已经晚上十一点了。她已经试了十个小时的镜头，精疲力竭。她盯着他圆框的眼睛：“斯丹利，我已经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了。该轮到你了，换你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

她的嘴唇微微张着，她的脖颈抬得高高的。他想，这是她自信时候的表情，而即使她自信起来，看起来也很紧张。他笑着说，“好吧，让我们开一杯香槟酒，因为这个女主角是你的了。”

他的助手拿来香槟，冲她微笑。约翰娜·特尔·斯蒂格，她心情好极了。上次库布里克的电影里有女主角是什么时候？是十三年前，1980年的《闪灵》！不过，那也不算是个绝对主角。再上次呢，1962年的《洛丽塔》！她就要成为库布里克下一部电影的女主角了。约翰娜·特尔·斯蒂格，三十二岁，这是个对于女演员来说，再也不能做卖笑的陪衬非转型为演技派不可的年龄。她的运气真好，被斯坦利・库布里克挑中。

他们喝香槟，库布里克极少说话，看起来神色平静。纳粹时期占领区的香槟是否也是这么在软木塞上缠着几圈铁丝防止漏气呢，他要记着查一查。他说该回去了，明天开始要想想服装和道具。他向助手吩咐了几句，道了晚安，只身穿过海德公园。这是1993年五月的凌晨。海德公园西北口的年轻值班警察高声向他致敬：“库布里克先生，您好啊！是回家去吗？”

他回答说您也好吗。他在警察的哨所停驻了片刻，哨所后侧的路灯上，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正在安装闭路电视：一只长得和电影摄像机一模一样的电子设备。值班警察略带兴奋地说（恐怕夜班的警察总希望和那些屈指可数的行人聊上一两句）：“这是闭路电视，整个伦敦都在装这玩意。这样一来，爱尔兰共和军那帮混蛋就不敢在伦敦随便制造爆炸啦。”

整个伦敦，一个庞大的想象中的王国。电视新闻里一遍遍重播“全国通缉四月伦敦恐怖爆炸主谋。”每条进出城市的主干道都在装黄黑相间的减速带，装供值班警察休息的岗所。路灯上乒乒乓乓装上电影摄像机似的闭路电视，窥探着那些过往的不设防的行人。整个伦敦，几千只摄像机，几亿分钟记载着历史的珍贵资料。库布里克不禁想，如果二战那会儿整个东欧都装着这种偷窥的玩意，偷窥镜头的背后是个怎样的世界？

一大群人排着队挤上离开华沙的火车，小婴儿被架在大人的脖子上从窗口里塞进去，有许多人甚至在笑，像是要出去郊游，而穿着制服的士兵用枪指着排队的平民。士兵们在肮脏的街道上对着十岁出头的小孩拳打脚。穿军服的波兰士兵把自己的枪塞给刚能走路的孩子。孩子被塞在垃圾车里运走。孩子把手举在耳后，做出投降的姿势，像是淘气的鬼脸。孩子给守岗的士兵看贫民证，而后走进阴湿的华沙贫民区。

冬天，女人拉着孩子的手在积雪的树林里合影。夏天，仍然有富裕人家的少男少女开车到郊区晒日光浴。女孩子的鬓角梳成一个很细致而做作的弯月形——即使是战争年代，也有这些抵挡不住的享受。

蟑螂从梳妆台下面成群结队爬出来，白色的窗帘下满地板是血迹。打字机的键盘上反射出光线的角度。

穿游泳裤的德国士兵排着横队齐步走向海滩。

多年前，他为了拍《2001太空漫游》而向二十几家制造公司咨询2001年技术水平可能制造得出的太空产品，他一遍一遍调整钢丝的长度，使得宇航员失重时的姿势和真实的外太空情况完全相同。多年前，他为了拍《拿破仑》而收集了一万八千份相关资料，制作了一个拿破仑从生到死有迹可循的每一天的地图目录，他对制作人说：“这部电影一定要在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地方拍摄。”

现在，为了拍一部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片子，他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研究。他天天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看了五千多张史料照片。他计算纳粹集中营大门的长度和宽度。他计算华沙居民区两楼之间楼梯的格数。他读了几百部关于二战的小说。两年前，他终于读到了一个理想的故事，路易·伯格利的小说《战争谎言》，讲一个犹太男孩和年轻的阿姨装成天主教徒逃离大屠杀的短篇故事。现在，他有了童星约瑟夫·梅泽罗演小男孩，有了约翰娜演男孩的阿姨。他什么都有了，该到了放手大干的时候。

可是，一部影片，无论是一小时还是四小时，真的能表现得了大屠杀吗？六百万人死了，几十分钟的胶片真的就能放进六百万人的死亡？

库布里克的妻子为他开门。他告诉她《雅利安文件》的女主角选好了，她拥抱他祝贺他，看起来很高兴。后来，还说了什么？他去厨房泡茶，他说：“克里斯蒂，我们也许要到捷克去拍这片子。”有那么五秒钟，她一句话都没说。他背对着她，不敢回头，疑心她是不是吃惊得流泪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的英国隐士。三十年，没有离开过英国半步，所有的好莱坞影星都到英国试镜拍戏。这回，为了拍大屠杀，他得破个戒。

约翰娜·特尔·斯蒂格，她穿着白色花纹的黑色裙子，站在墙边双手撑在墙上。她带着手套，穿着正式的套装，左手抚着楼梯的栏杆走上去。她戴着镶百花的礼帽，双手放在耳边，做出惊恐而神秘的投降姿势，而照相机闪光的瞬间，她竟然翘起嘴唇微笑了。她穿着红色的人造纤维上衣，站在窗前，看着伦敦的砖墙。

有一天，化妆师拿来正式定妆的衣服，一件绿色的长袖裙子，一件红色的晚礼服，一件黑色的便装纱裙，一件有着毛绒领口的青色外套。看到角色穿的衣服，那角色在心中活了，穿着这些戏服走来走去，慢慢开口讲话：

“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爱上了我。他的名字，瑞纳德，麦优·瑞纳德·弗朗斯。他管我们这区。他不是纳粹，他甚至不再当兵了，虽然他曾经是。”

“别再害怕了。我听说了刚才的事，我办公室里的德国人劝我快回家看看你。我拿到了特别文件，证明你是一个工人的唯一家属，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工人。”

“你必须要非常安静，直接回家。不要理东西，就拿走外婆的珠宝，你的大衣，我的大衣。我们八点在大门口见。”

整整八个月，她都在背这些台词。她没有接其他片约，因为她知道日后的事业全靠这部片子的表现。她看见库布里克更加一丝不苟地测量门的尺寸、桌椅的尺寸。后来她听说片子要在捷克的布尔诺拍，因为那地方看起来像二战时候的华沙。到1993年十一月，几部卡车运着大件道具和设备先期到布尔诺搭摄影棚。她对拍摄越来越期待，整个剧本早已烂熟于心。

1993年十二月，《辛德勒的名单》在美国公映，1994年二月，全球公映。短短两个月，三亿美元票房。在德国，电影票销售量六百万张。

斯坦利・库布里克打电话给多年的至交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史蒂芬，祝贺你。”

电话那头正在忙于庆功宴的史蒂芬略带惭愧地说：“你真的觉得这片子好吗？我本来都不相信能把大屠杀拍进一部电影，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切身经历。我本想把稿子给波兰斯基拍，可他拒绝了。”

真的好吗？如何评价一部讲述种族灭绝的电影的好坏呢？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放在一群沉默的黑白中，真的合适吗？大提琴的悠扬音乐，真的能表达那种深入肺腑的悲哀吗？也许，对于大屠杀不会有一部“成功”的电影。可是《辛德勒的名单》至少让人耳目一新——大屠杀是关于六百万人的死，《辛德勒的名单》是关于六百人的生。

华纳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给库布里克：“老伙计，你还好吗？你看，既然几百万人刚刚为《辛德勒的名单》哭了，他们就不太想看第二部大屠杀电影了。我们不如先把《雅利安文件》搁一搁，你不是还有《人工智能》吗？我们马上好好筹划一下《人工智能》。”

斯坦利・库布里克，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大导演，一个脾气古怪的隐士，一个被历史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疯子。那是1994年的早春，他打电话告诉为《雅利安文件》背了一年台词的约翰娜·特尔·斯蒂格，拍摄取消了。

约翰娜用毯子闷着头，在床上躺了两天，一会流泪，一会发笑，她想什么都完了。

明天你要万分小心你必须要非常安静你上前握住那个人的手他爱上了我我拿到了特别文件说我是一个孤儿我祈祷奇迹发生直接回家不要在人堆里和我分开

1994年后，十五年过去了，2009年，约翰娜四十八岁。约翰娜·特尔·斯蒂格，她始终穿着白色吊带睡衣。她站在墙边双手撑在墙上，她左手抚着楼梯的栏杆走上去，她站在窗前，她双手放在耳边，做出惊恐而神秘的投降姿势。她的正面缓缓转过来，闪光灯一闪，能清楚地看到脸上纵横的皱纹，能看到脸上的粉底没有涂匀，能看到头发没有定型。

当时试镜《雅利安文件》的三个女演员，朱莉娅·罗伯茨、乌玛·瑟曼、和约翰娜·特尔·斯蒂格。《雅利安文件》之后，约翰娜运气最差。她没遇到史蒂芬·索德伯格去拍《永不妥协》， 也没有遇到昆汀·塔伦提诺去拍《低俗小说》。约翰娜只是接了许多欧洲的小制作电影，当个半红不紫的三流明星。朱莉娅·罗伯茨和乌玛·瑟曼还在百般摆弄化妆品重现自己年轻时的娇艳，而约翰娜站在那里，左手握着右手，人的目光却不能从她衰老的身体上移开。因为人们看着她，不是看着四十八岁的她，而是看着十五年前，满怀期待却没有绽放的美丽。这是何等的美貌，惊为天人的镇定力！有人年轻时很美，吹弹可破的皮肤，细弱无骨的身材。而有人，非要到年老体衰才显出美貌。她的皮肤上是刺眼的沟壑和斑点，她的小腿能看到清晰的骨骼和经脉。如果去对比当年斯丹利·库布里克为她拍的定妆照，看那张年轻蓬勃的脸如何衰败成如今这副模样。所有人都要惊呼：太残酷了！太不公平了！

可是，真美丽。完美不过是一系列残酷和不公的衍生品。

人到中年的费里尼去拍《马斯托纳的旅行》，拍来拍去拍不出来，结果把布景换了个方向，把镜头剪来剪去，竟然搞出另外一部电影《八部半》，讲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导演的故事。有些评论家说，《八部半》是费里尼最好的片子；有些评论家说，《八部半》是世界电影史上最好的黑白片；有些评论家说，史上最好的电影不管黑白彩色有声没声就是《八部半》。

而斯坦利·库布里克，一个苛刻的完美主义者，斤斤计较门框和桌椅的尺寸。拍历史，他要把拿破仑每一天的行踪都记下来。拍科幻，他询问二十几制造公司研究技术指标。他拍《2001太空漫游》，不但要震惊1968年的观众，还想要把后来万世万代的观众都生生震住。一部经过十八年策划，角色道具场景全部敲定的电影，到拍摄的前几天突然发现撞车拍不了了，即使这样，库布里克也不会退而求其次去拍个什么《十四部半》。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拍不了，牺牲了一个女演员的大好前途，牺牲了一部好剧本，牺牲了十几年的光阴岁月，太可惜了，不过也只能如此。

最难的事，是意识到自己的极限。年少时，读惯了游侠骑士，好像整个天下一把剑一壶酒就能得下。后来意识到，天高地广，可是天地间有块看不见的透明玻璃。玻璃之上的月亮，只能看不能摸。有人不服气，非要去摘那月亮。运气不好的，磕破了头满身是血，倒在烂泥里。运气好点的，花了几十年，拍一部《2001太空漫游》，拍一部《奇爱博士》，拍一部《发条橙子》，只得了一次奥斯卡，是一个小到不好意思提起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奖。好在后来还有更傻的傻子，把他筹拍电影用的几万份文件几万份照片收藏起来，在伦敦艺术大学建了一个斯坦利·库布里克档案库。学电影的傻孩子去伦敦，一定会去这档案库，醒着做一个梦。

注：本文根据对约翰娜·特尔·斯蒂格的艺术化采访《Unfolding the Aryan Papers》改写。这部十七分钟的短片在2009伦敦电影节上展播。《雅利安文件》传言将由华裔导演李安接拍。

我坐在凯斯维克（Keswick）旅游大厅外的广场上，周围是三三两两相仿的背包客，手里一律捧着炸鱼和薯条。邻座的老妇人，牵着一条相貌滑稽的癞皮狗，狗冲着我手里的薯条直淌口水和眼泪，而老妇人则一个劲地对我说抱歉。广场四周的店铺，有卖削价登山装和帐篷的，有卖包着巧克力的樱桃草莓黑莓醋栗的，还有呢，还有一家彼得兔纪念品的专卖店，卖长着兔耳朵的原子笔、长着兔耳朵的棒棒糖、长着兔耳朵的花领带、和长着兔耳朵的冰箱贴。我想，此刻就算有一只大兔子衣衫冠履地在我面前蹦跳，我也一定毫不惊讶。

正这么想着，从彼得兔纪念品店里当真蹦出一只毛茸茸的兔子来，裹着头巾，提着篮子，带着雨伞。哦，是彼得兔的妈妈兔太太。兔太太手里举着一块木牌子：“Because I never grew up…”，原来是在宣传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 彼得兔系列故事的作者）的原作展。因为我从未长大……或许是因为炸鱼里面放了过多的醋，或许是因为那只带着雨伞的兔太太突然撞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突然也像那只相貌滑稽的癞皮狗一样，淌出眼泪来。

“亲爱的诺尔，我不知道该对你讲什么，我就告诉你一个四只小兔子的故事吧。从前，有这么四只小兔子，他们的大名是：跳跳，蹬蹬，短尾巴，还有彼得。”

诺尔，是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幼年时家庭教师的小儿子。当时，五岁的诺尔病了，波特小姐就写了这样一封图文并茂的信给诺尔解闷，那只彼得兔的原型就是波特自己的宠物小兔。几年后，当波特想出版这个彼得兔的故事时，出版商执意要求她将所有的插画改成彩色。波特小姐回信说，“可是，这多么沉闷啊！所有的图片都将从有趣的黑白变成难看的兔子黄或者兔子灰！”年轻的波特小姐没有料到，就是这个充满了兔子黄和兔子灰的关于小兔子彼得的一点都不复杂的故事，首版未及出版就被订购一空。

这便是英格兰湖区(Lake District)，是“英格兰最美丽的拐角”，是“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所谓的“人类所发现的最可爱的地方。” 早上七点从苏格兰爱丁堡火车出发，九点就到了英格兰湖区。大不列颠帝国，其实小得很。而就在这面积仅相当于我国广西省的国土上，为世界输出了巨大丰富的精神食粮。坎伯利亚郡（Cumbria），即通常所称的湖区，更是每走一步就是一首诗、一曲童话。

旅游小巴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道上行驶，导游正在大谈为什么湖区的绵羊没有一只是纯白的，他先说，因为这里是石墨和板岩的产地，又说，因为纯白的绵羊容易在山地上受到攻击，又说，曾经湖区的绵羊全部都是纯黑的，现在黑白相间的绵羊都是杂交品种。正这么说着，他突然停住了，他说，“我们的右侧，就是Ullswater。我们中间有没有学英国文学的？”我们，指的的同车的两对老夫妻，一对亚裔面孔的年轻男女，还有我。

导游不待我们回答，就自顾自地朗诵起来，声音嘹亮而深厚：“I wander’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ffodils;/ Beside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导游背诵完诗，默默无语。小巴上开着一扇窗，带着阳光的秋风灌进来，灌进青草和冷杉的香气，灌进湖滨潮湿的雾意。两对老夫妻闭上了眼睛，那对亚裔的年轻男女正在用韩语飞快地交谈着什么。导游说，“1802年四月，华兹华斯和妹妹沿着Ullswater散步，看到了一长条盛开着的黄水仙花丛，就写下了这首英国诗歌史上最广为流传的篇章。”

说话间，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一直红褐色的松鼠。导游大叫：“大家快看，这就是波特笔下Squirrel Nutkin的原型。这种红褐色毛皮的松鼠，全世界只有在英格兰湖区才有。”

那对漂亮的亚裔男女又开始交谈起来了，这次是用英语，可是不久就改成了法语，又改成了日语，又改成了粤语，又改成了普通话。我终于鼓起勇气用普通话问他们，“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他们略显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英语对我说，“我们是从东京来的。不过在香港工作，现在在英国休假。”我们攀谈了几句，那男子又笑着对我说，“你不用管我们到底从哪来，我们都是世界公民。”

Global Citizen，这两个词中，蕴含着多少少年人美丽的绮想。湖区虽然是旅游区，因为地域广大，游客并不集中。走在山路上，四五分钟能看到一两个游人。十有八九是背着厚重登山包，足登山地靴，拿着地图，还在读书的学生。听他们交谈，大多不是英语，都是趁着还在放暑假立志走遍欧洲的异国人。相似的装备，相似的好奇心，相似的青春，穷得当当响，却对钱一点也不执着。湖区的诸多青年旅舍，就是专为这些世界公民服务的。我住的青年旅舍，进去有五间宿舍，一间厨房，一间客厅，两个卫生间。小小的旅舍，老板竟然长年在外旅游（！），只是客厅角落里放着一个保险箱，上面写着“请把房费放进信封，信封上写好名字，投进保险箱里。”大有些白吃白住都满不在乎的架势。没有一把锁，谁都能出入别人的房间。我在厨房里卸下背包，有点为财产安全担心，正在一手一脚做寿司的日本女孩子笑着说，“你放心吧，这里绝对安全，我带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少过。”

向上，向下，急转。那屈指可数的小镇，不过是连接山脉的节点；那起伏的山脉，不过是连接二十多个蔚蓝湖泊的索道。那么，那些湖泊又是在连接着什么呢？悲欢离合，人情冷暖，滴滴答答的时间，以及，经过了时间才能被世人领悟的寓言。华兹华斯和波特，这两位从湖区的秀色里汲取灵感的大作家，都是在命运的恶作剧中，创作出了充满人性温暖的作品。

1795年，对法国大革命完全失望的华兹华斯身心俱疲地从巴黎回到了英国湖区。五年来，爱情破裂，政治无成。定居湖区不久，华兹华斯交了好运，获得了一笔意外的遗产，得以和妹妹过上闲云野鹤的田园生活。在湖区的鸽舍（Dove Cottage），华兹华斯常常款待自己的挚友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还有从苏格兰远道而来的小说家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他和青梅竹马的童年玩伴结了婚，有了孩子。也是在湖区的鸽舍里，在无数个午后漫步中，他创作了一生中最精彩的诗篇，并提出了“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一在当时重视词藻和格律的英国诗界看来离经叛道的诗歌定义。在这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新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两位好友关系破裂，两个幼子在一年内相继夭折，只有湖畔黄色的水仙花安慰着老人的心。

1902年，《彼得兔的故事》畅销世界。年过而立而尚未婚配的波特小姐因此经济独立，得以逃脱父母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她在湖区的丘顶（Hill Top）买了一幢小别墅，继续创作插图童话。她的小别墅前，一个花园，一个菜园，玫瑰百合，萝卜青菜，还有无数菌菇。别墅里，她养兔子、松鼠、鹅、老鼠、蛇、蜥蜴、蝙蝠、蟾蜍做宠物。她对动物的爱不是通常女孩对毛绒绒乖巧巧事物的爱，而是博物学家的爱。她的小动物们都成了她笔下的主角，原来小兔子彼得有个叫本杰明的表亲来着，原来本杰明长大后和彼得的妹妹结婚了来着，原来他们的小兔宝宝们个个都是瞌睡虫来着，原来有一天老鼠太太救了这些糊里糊涂的小兔宝宝来着，原来那只老鼠太太特别爱干净来着……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的。在共同出版了这么多童话故事后，温柔腼腆的波特小姐收获了编辑诺曼的爱情。可波特的父母觉得诺曼出身太低竭力反对。波特冲破家庭阻力和诺曼订婚，而诺曼却在订婚几周后暴病而亡。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怎么办？然后啊，波特小姐把自己的婚床一丝不改地画下来，婚床前锦绣的窗帘打开，可以看到那本来和爱人共赏的田园山色。在那张簇新的床单上，波特小姐画上了一只小老鼠，推着一只擀面棍。然后啊，波特小姐把自己的壁橱一丝不改地画下来，壁橱上画着两只叽叽喳喳的小松鼠，唠着家常。然后啊，生活就继续下去了，彼得兔的爸爸被农夫做成馅饼吃了，彼得兔的妈妈不也好好活着吗？

这世界上有两种伟大，一种重，一种轻；一种冷静，一种热情；一种三千里路云和月，一种红藕香残玉簟秋。哪一种伟大更伟大一点？见仁见智。华兹华斯和波特，如果这两位从水仙花和小兔子中发现美的作家能称得上伟大的话，那一定是那种更轻更热的伟大。而这种柔软的伟大，并非是对冷静庄严没有所感，反而是历经沧桑之后才懂得以柔克刚。

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吹响了欧洲大变革的号角。战火延绵，意识形态彷徨。于此同时，工业革命和资本扩张的号召也剧烈改变着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毗邻湖区的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重镇，一直想利用湖区的水力资源修建大坝，而造坝造堤，必然要破坏湖区的自然生态。为了保护挚爱的湖区，华兹华斯通过自己在文坛的号召力频繁撰文让社会了解那片自然风景中的文学美感。而可爱的波特小姐更是用自己出版的收入所得全部用来购买湖区的土地，因为土地一旦私有，国家自然不能轻易修坝。到波特死时，她已经拥有了四千英亩湖区土地，四千英亩不存在经济利益的水、青草、大树，四千英亩隐藏着的小兔子和小松鼠，四千英亩孩子气的梦。波特小姐将这四千英亩全部捐给了旨在保护原生态的英国国民信托组织（National Trust）。波特死后，六十年过去了，曼彻斯特依然想在湖区造坝，而湖区风景依旧，在高大的冷杉树下走，游人能幻想这棵树曾经是彼得兔的家。

英格兰湖区美不胜收，而在我并不深的阅历里，也知道这里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希腊的塞萨洛尼基阳光更足，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筑更秀雅，美国的五大湖更加深远，爱尔兰的群山峻岭更值得攀登。我们国家，也曾经有一个湖区，风景和文化都不输给英格兰的湖区。三峡，也是这么山山水水，也有着说不尽的关于李白或者白居易的故事。只可惜那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些巨大而冷静的伟大，忘了柔软热情，于是剪彩的剪刀一落，什么都没有了。

小时候读书，知道什么山最高，什么湖最深。长大了才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最高最深，而是景色里蕴藏的故事。

--文青有三妙，孤独装逼易自爆--

“在遮荫的栗树下，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一九八四》中的歌谣。虽然也知道现在可不是悠闲的时候，但是不自觉地，我放下GRE红宝书，背到“internecine（两败俱伤）”。

“已经……秋天了呢。”忽如其来的暴雨寒风毫不吝啬地传递着秋天的气息，

是啊，已经秋天了呢。已经到了新大一文青挣脱高考魔咒在菁菁校园大展身手的时候了。第一个没有作业的暑假，他们入手了什么？一只入门级单反相机，一次欧洲美洲的朝圣之旅，几本诸如《今朝风日好》之类的文青专用读物，几个通宵聚会K歌，还有伴随彻夜未眠和宿醉而来的伤感沮丧。大一文青们永远充满干劲，黑框眼镜、朋克服装，他们身上那股文艺的光芒总是比太阳更耀眼。很快，他们那浑然天成的伤逝之情会生产出一本装帧精美的充满“四十五度看星空”论调的文学杂志、一部自导自演劳民伤财耗GPA的音乐舞台剧、一集反映大学生生活的显然脱离现实的DV短片，当然，还有几段凄婉哀怨的爱情故事。那改名叫作人人的校内会冉冉升起多少人气之星，那还没有全面猫扑化的豆瓣会产生多少很轻很重很灵很肉的小组。

这，是个文艺全民化的季节呢。可是……可是啊，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我却止不住来自心底的那一阵阵失落呢？

白驹过隙，烟尘九州。春华秋实，人生几何。再怎样美丽的花朵，都有结出果实的那一天—更何况，那一朵朵以脆弱为傲以敏感为豪的文艺之花。他们的存在时间，更是短得令人落泪。刚入九月，天气就当机立断地从三十五度回落到到二十三度。同样当机立断地，新大四的文青们摇身成了事业女、学术男。

“我真的老了。”又一个老文青这样对我说。

每当文青用看破红尘的口吻说出“我真的老了”，他们作为文青的一生也已经宣告结束了。文青的死总是猝然而无药可救的。突然有一天，那总是对博尔赫斯侃侃而谈的文青去侃侃而谈KPMG的面试经验，那总是抱着吉他填歌词的文青去抱着电脑填研究生院申请表，日志更新永远停在炎热焦灼的8月某日，而相册里会多几张西装革履的飒爽英姿。那一天，这个文青便死了。想到不久的将来，这些不再是文青的文青们或许会端坐在香港中环的顶级写字楼里为今天只加班到晚上十点而不是凌晨两点欢呼雀跃；抑或在渺无人烟的美国大学实验室里清洗一天试管后驱车到中华料理超市和欧巴桑们争抢新鲜的青菜，任何人都会不禁回忆起他们在文青时代的并不成熟的文字和图像，把矫情当成青春和热血。

为什么仅仅“我真的老了”就能作为永诀的遗言？难道文青在成为文青之日就默认告别文青不过是个无可奈何的生理过程，就像小正太总有一天要长出胡子，小萝莉总有一天要穿胸衣？

“你的钱从哪里来呢？难道要父母养你一辈子？”这总是老文青劝解小文青的第一步。文青最早明白钱的魔力。当玩够尼康D40的摄影狂幻想哈苏H3D，当听腻莫扎特贝多芬的乐痴幻想卢托斯瓦夫斯基和施托克豪森，当去过西藏的驴友幻想撒哈拉沙漠，他们看到了梦想和现实的差距。

“可是，Lily，你是个女孩子。”我曾倾心仰慕差点没搞GL的女文青姐姐说。

对于女文青，永远有“你是个女孩子”这样的答案来回答“你的钱从哪里来呢”这样的问题。女文青总是那么容易被公子少爷爱上灵魂，那么容易海誓山盟，那么容易做一位月入两千依然夜夜身居新天地什刹海兰桂坊点一杯马天尼或长岛冰茶的文字编辑，那么容易随时辞职以便在晋江或者起点上更新小说。有了经济靠山的女文青姐姐依然做着文青，写让人垂泪的日志，拍让人震撼的照片。可是，当我看到她不能免俗地背起了LV包包，闻到她身上的香奈儿五号，我明白了，总有一天，文青姐姐会全面遗忘她曾经懒散独特的品位。Gucci，La Mer，Armani，Rolex，当这些奢侈品牌终究毫无悬念地进驻她的衣橱，当她健康的小麦色肌肤毫无悬念地变得苍白透明，她将明白嫁入豪门不过是个缓慢的从文青退化为实用主义小资的过程。

花开花落，潮涨潮息。每一年，都有一批文青向着事业和学术和婚姻迈出无可挽回的一步。他们走了，如樱花的落瓣一样，在灿烂中消逝。那样美丽，又那样令人心碎。

除了心碎，我又能如何呢？

就如同改变不了熵总是在增大这一事实一样，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在走过的同时，无声而无情地取走那文艺的光环。文青们会在十八岁看不起文青的先锋主将韩寒徐静蕾，而在二十二岁意识到十年如一日的文青生活是多么艰苦卓绝。时间，时间，时间。多少前仆后继的文青们开始向生活难妥协时，一定没有忘记有关哈苏H3D、卢托斯瓦夫斯基、撒哈拉沙漠的梦想。十年，给我十年时间，赚够一辈子的钱，赢得一辈子的名，十年之后，背着登山包行走天下。只是，十年之期，磨损多少灵光一现的锐利眼神，十年之后，会不会有呱呱坠地的婴孩牵绊住文青的手脚？南京西路的天太灰，华尔街的玻璃幕墙太刺眼。危襟正坐的高盛大楼里或许能走出第二个王秋杨，开着路虎横穿西藏，轮胎爆了打个电话让丈夫从北京空运，可是，那里会有第二个三毛第二个荷西吗？

每个人都是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都是巨大时钟上的一个齿轮，都是巨大金兽上的一根汗毛。社会滋养了你，含辛茹苦地赋予你的文明，你怎么能忘记回报这社会？一个强大坚固的金融王国，一个指日可待的G2世界，把核潜艇开上月球，把万里长城建到火星，全靠你了，全靠你了。

不不不，康德你错了。螺丝钉和齿轮只是出自凡人的眼睛。神明的眼睛里，整个世界，几千年历史，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神明在哪里？藏在LV包包的的咖啡色花纹里，藏在香奈儿五号的每一粒小分子里。谁都证明不了神明，证明不了超人。就像不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像不能证明“我爱你”。那就相信吧，相信投资银行不是全球唯一职业，相信GRE不是全球第一考试。相信为文艺而文艺。吃斋念佛，求己不求人。

人风尘仆仆地走着，千万年的时间就过去了。千万年，茹毛饮血，刀枪火影，当真是为了生产出六十亿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千万年的历史在我脚下汇成一束瑰丽的传奇，或许—就让我相信一次吧—或许，仅仅是为了让我意识到存在的自觉。出了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十字街头，何去何从？厨川白村说，在最详细的现实主义中，必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在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中，必有唯心主义的信仰。在未能身体力行这一系列文青之境界之前，气馁是被我等所不齿的。

这只不过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单恋

消失起来快得像四月里的一天

可是一句话，一个眼神

却叫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可以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的笑容和眼泪

却仍是我感到无限悲伤

参考文献：《行走在消逝中》，某著名悼念萝莉情结的高考满分作文

这个暑假在普林斯顿为Erhan Cinlar教授做研究。他是世界一流的概率学家，尤其在马尔可夫链和泊松过程这两个专题上建树颇多。他在普林斯顿联合创建了世界上唯一的运筹和金融工程系，得以使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他曾是我概率课的教授，因为这个关系得以央求他收我做暑假研究。当初面试我时，他在最后问了一句，“对了，你有没有听说过Kai Lai Chung？”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几个英语字母。我说，没听说过。他愣了一愣，“奇怪了，他告诉我他在中国还是挺有名的啊。”

到了6月2日我们正式开始做课题，第一天见面，Cinlar教授问我的第一句话，“你真没听说过Kai Lai Chung？”我又摇了摇头。他说，“唉，Chung昨天过世了。我和他认识四十多年了。”Cinlar教授并没有显得特别悲伤，只是沉默了几秒，就开始布置课题的相关任务。

接连两次提到这个人名，我对这个Kai Lai Chung产生了好奇，去google搜索了一下。只怪两个拼音系统产生的混淆，这Kai Lai Chung就是国际著名的概率学家钟开莱先生。今天又见Cinlar教授的时候，我便说，的确知道钟开莱这个人，我和他都是上海人嘛。他一下子来了兴趣，指了指桌上的两大格文件夹，“喏，这都是我四十几年和钟开莱的通信。”他随便翻阅了几封，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有的是聊家常，有的是讨论共同的朋友，有的是研究学术问题。早年的信件，钟开莱教授的英文手写潦草而优美，用细密的圆珠笔和钢笔书写。后来的信件上的字体，渐渐地粗了，大了，用记号笔书写，一笔一画像小孩子在练字，甚至有两行写到后面交叉在一起，模糊不可认。Cinlar说，那是因为钟开莱晚年受眼疾困扰，最后两年几近失明。 他指了指一封信，他说，“你看这里，开莱不写of me，一定要写of moi，还有，还有这里，不写my，一定要写mon。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副法国人派头。”他顿了顿，说，“真是个人物啊！”就从这说开去，Cinlar教授讲了许多关于钟开莱的逸闻。

关于钟开莱的生平、学生时代和华罗庚、吴有训等学术巨擎抬杠，这些在百度百科里都有记载。我这里就记录一下Cinlar教授亲身经历的或者听钟开莱亲口所说的一些往事。

1945年，钟开莱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普林斯顿第一天，他就说，“今天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镇上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就这样，他从火车站拖着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顿最好的法式餐馆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好说歹说才被男侍放进餐馆。到了餐馆，也是天有神助，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息闭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Harald Cramér当时是概率和统计学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派到普林斯顿的访问学者，也才来普林斯顿没几天。钟开莱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共同吃了一顿饭，饭毕之后Cramér就成了钟开莱的博士生导师。Cramér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两年之后，钟开莱拿到了博士学位，而Cramér则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当了校长。

钟开莱成名之后和Cinlar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有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会议，中间休息一次，学者们喝咖啡联络感情。会议的主席是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走到钟开莱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轻人还没开头，钟开莱就劈头盖脸的骂开了，“主席啊，刚才发言的那个俄罗斯人，讲两句话就要表扬自己，一表扬自己就要大家祝酒，发言一小时祝了十一次酒。我们不能说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吗，真是不开窍。”年轻人彻底懵了。钟开莱不再说话，低头吃蛋糕喝咖啡。过了一会，看到年轻人还没走，突然说，“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啧啧，这德国人真是会做蛋糕啊。”

钟开莱和Cinlar共同创办了一系列讨论概率论难题的讲习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学举行讲习班，还编辑了许多学术刊物。有一期讲习班在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时间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钟开莱说，“周二下午斯坦福还有一个统计学大会，很多统计学家肯定两个会议都想来。你不如换个时间吧。”钟开莱击掌笑着说，“我就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的！这样所有的统计学家就来不了我的讲习班啦。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

刚入清华大学时，钟开莱是物理系学生。因为吊儿郎当逃课得罪了吴有训教授，只能转到数学系。到数学系又觉得华罗庚太罗嗦，到普林斯顿之后专攻数学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论。概率和统计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学问一定要有扎实的统计功底，而钟开莱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讨厌统计学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脚的范围缩得很小，就是在这样一个鲜有人探索的领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国概率论界第一人。近年来，概率论因为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应用，迅速成为学术热门。而今在美国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学子，要么是钟开莱的学生，要么是学生的学生。他的概率论著作被专业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据美国数学学会评价，“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钟开莱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础数学，也许也要成为美国物理和基础数学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为“讨厌那些人”而轻易放弃了。

在Cinlar回忆的往事中，不时蹦出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每每我现出疑惑的神情，教授就解释说，“喏，这是当时最聪明的拓扑学家。”“喏，这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样的次数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说，“诞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名人？实话告诉你，我的朋友全是学术名人。至于开莱啊，他结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一个很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儿子现在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着书架上的几册书，我知道了，在他的视线中，已经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书，满满地全是属于老人的回忆。Cinlar说，“我第一次遇到开莱，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终身的好朋友。真是个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论课是我在普林斯顿上过的最难、最幽默，也是收获最大的课程。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小礼服，白色衬衫黑色领结，在黑板上用优美的花体字写板书。一开始，习惯了Powerpoint板书的同学都怨声载道，抱怨看不懂花体字。不久，大家就被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动了，他的演讲与教科书无关，听了演讲再去看书，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暑假课题开始后，每两天就去见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务，还会告诉我好多有关的趣事。他说，“有一个很傻的广告里，一个女人担心地说，她今天抽了五枝烟，这样下去要得癌了。诞琦，一天抽五支香烟要抽80年才刚刚有风险可能得癌啊！我年轻时，那才叫抽烟，一天抽三包，现在不也是好好的？”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爱好。他说，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这世界上菌菇品种那么多，长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说，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书，书里面写到一种蘑菇，有剧毒，书的作者偏要以身试法，去尝了尝，尝完之后写道“大家都说这种蘑菇有剧毒。我发现我吃了这种蘑菇之后的反应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应别无二致，我只是全身发了两天红疹。”Cinlar教授说到这里，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诞琦啊，就是这么一个对所有菌菇都过敏的人，竟然写了一本《菌菇收藏》！这样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说，钟开莱也是这样一个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也是一个常常摆出法国绅士风度西装笔挺的学者。前些日子，我听了陶哲轩的演讲，觉得陶哲轩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听了Cinlar讲关于钟开莱的逸闻，觉得像钟开莱那样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学识，厌倦这个世界，听到见到什么，都啧啧地说，“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个颇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骑士幻想的绅士。然而，绅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互相交换手写书信四十余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许多普林斯顿的教授不再穿正装去演讲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装上班的教授只有三个，概率学家Cinlar，数学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员Thomas Christenson教授。万物都会死，不但生物会死，礼仪和习俗也会死。那么，那个彬彬有礼的时代已经死了。对此，Cinlar教授说，“大家都会死的嘛。死不就是一个随机分布吗？”

2009年5月31日，在钟开莱教授的妻子在菲律宾的故乡罗哈斯市（Roxas）的别墅里，钟开莱进入了梦乡。2009年6月1日，钟开莱教授没有醒来。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树与海风的梦境里，终年92岁。对此，Cinlar教授评论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就是在睡梦里死去。我这个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或许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生，出生在战火纷乱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最自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教育，一辈子无论学什么都是师从这个领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他是美国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称为“概率学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孙事业有为。

然而，倘若钟开莱当真无愧于是“概率学界教父”，是现今所有概率学家的恩师，那么，钟教授在中国的名声，应该和陈省身齐名。事实上，在中国，钟开莱的名声远不如陈。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与菲律宾豪门联姻，固然影响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轩之类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国妇孺皆知，可见钟开莱的不知名，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话，“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陈省身和钟开莱的区别，就是敢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的区别，或者，更浅显一点，就是郭靖和黄老邪的区别。一个是中规中矩面面俱到的，一个是“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钟开莱那一句“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乡为他说话。

不过，钟开莱，这个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是不会对此介意的，他连华罗庚都敢得罪，怎么还会在乎死后的名声呢？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时光会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绿坝成一个中规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让我在这里，为一个离经叛道者，立一块丰碑。

昨天是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因为bf今年毕业，我也在7000多名黑压压一大片人中凑热闹。我大概是在五十几排（一共有二百多排吧），主席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上看不见。一直到毕业典礼前两小时都在下大雨，雨停后万里无云，气温直冲三十几度。八十几岁的爷爷奶奶们西装笔挺，真担心他们中暑啊。

今年一共授予了五个荣誉博士学位。有一个教育家，一个慈善家，一个教授，一个厨子，还有，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 当司仪报到她的名字，整个观众席齐刷刷站起来，无数相机快门声。大家看不真切，都不相信是她本人来了，直到主席台上的司仪给她戴上博士帽，大家才欢呼起来掌声一片。普林斯顿给她颁发了艺术博士学位，其原因是：

“She has been called the greatest actor of her generation, and she has the résumé to prove it. In an age of celebrity, she represents craftsmanship; in an age dominated by directors, she represents the centrality of the actor; in an age of special effects, she represents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 and artful movement; in an age of virtual reality, she reminds us of the story's power to shed light on what is real. She sees herself as a translator whose mission is to explain people to each other. Today we tell her how well she has succeeded.”

------------冷冰冰的分割线一只------------------------------------------

昨天晚上收到学校邮件，说普林斯顿有三个在校的研究生和一个研究生家属确诊为猪流感。加上现在身在北京的大三的某人，普林斯顿有五例确诊病例了。

------------囧囧有神的分割线一只---------------------------------------

今天10点52分被电话和短信闹醒，都是学校public safety发的，内容如下：“Gunman on campus. This is a real emergency. Stay inside. Check e-mail and home page.”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兴奋死了。因我暑假在离学校二十分钟路程的地方租了房子，所以没有危险，唯一的感受就是好像亲历警匪片。这时候耳边传过无数警车呼啸的声音，开窗一看，靠，三架直升机在上空徘徊。我打电话给一个大四的朋友，“学校里面现在怎么样啊？”结果他愣了半天，“你说什么事情啊？”这才意识到所有大四的同学都没有收到学校的警告通知。昨天毕业，今天就从list上撤下来，这也太快了……因为大四毕业生大多今天搬东西回家，最有可能在室外闲逛，反倒是其他年级的同学多数已经回家了。通知了几个朋友，大家打电话给所有认识的大四学生，这时候facebook上所有的更新状态都是低年级的学生说“seniors, there is a gunman on campus, stay inside!!”大四的同学们的状态都是义愤填膺地讨伐校方不负责任。CNN, FOX，和无数媒体争相报道。正在这当口，突然又收到学校的通知，说危险解除，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又是一大群警车和直升机呼啸而过的声音。一小时学校证实说是四个未成年的小朋友带着一把玩具枪到学校来，被人误认是手枪。靠，三个月来第二起玩具枪虚惊时间。

新闻报道的链接是：http://www.dailyprincetonian.com/2009/06/03/23743/